「紅番,你有否留意在茶餐廳食煙的,大都是西裝友?」
「嗯,那又如何?」
「我在想,這證明了西裝友的工作壓力大比其他藍領大,也一定更短命。」
「豬油,此言差矣。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必需小心驗證有什麼可能的漏洞。」
「我知啦,一定是我的樣本 (Sample) 不夠大吧?」
「此其一。你每朝都到同一間茶餐廳食早餐,你的樣本是有偏頗,我們認真做學問的,便認為缺乏『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其次,你一下子將『食煙』等同『壓力大』,削弱了你的『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再者,西裝友食煙可能比較礙眼,你才特別留意,那叫『錯覺關聯』(Illusory Correlation)。事實上,可能有更多藍領工人食煙,只是你在這間茶餐廳看不見吧。
「還有,你在金融區碰見的,大都是西裝友;如果你放眼全港,看到的東西便可能不同了。就好像報紙常常報導飛機的意外,令人以為機率很高,其實車禍的機率卻高得多一樣。這個是常犯的錯誤,又叫『便利法則』(Availability Heuristic)、『代表性捷思』(Representative Heuristic)、或『基本發生率謬誤』(Base Rate Fallacy)。」
「哎呀,紅番,我只是說說罷。如果要認真做研究,我便會隨機抽三十個白領、三十個藍領,問問他們每天食多少支煙啦!」
「這也未算『認真』。你問他們,他們可能自恃身份,不告訴你真實數字,這是問卷的偏差 (Self-Report Bias)。你的命題既是『西裝友的工作壓力較大』,那你這樣做只能算是『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不能算是真的實驗。真的實驗要用剛剛畢業的學生,隨機編成白領和藍領,再量度他們的壓力;量度最好用生理指標,如血壓、心跳等。」
「嘩,不必那麼大工程吧?再說那些成績好卻被迫做藍領勞工的學生也可能很不滿吧?」
「當然了,那是倫理 (Ethic) 與研究操守的考慮。但只有真正的實驗,才能保證高度的『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最好能多做幾組,確保高的『信度』(Reliability),而且你不能自己做,免得你不自覺地流露了你渴望的結果,讓那些學生刻意迎合你 (Experimenter Bias、Observer-Expectancy Effect)。被迫做藍領勞工的學生也可能含恨在心而刻意做出與你期待不同的結果。所以最好學生與實驗的執行者都不知你想做什麼研究 (Double-Blind)。你不如請茶餐廳的事頭婆幫你做吧!」
「哈,紅番,你說的這些,只是在象牙塔裏的博士才要知的吧。與我們日常生活有什麼關係?」
「關係便大了。先問你,象牙塔裏的知識是怎樣走進社會大眾的認知裏呢?」
「唔,我想是報紙雜誌吧?」
「對了。那你有沒有見過象牙塔裏的博士出來寫專欄?」
「不是沒有,但說起來真的很少!」
「當然了。他們的目標是要將研究登在學術期刊,而不是坊間雜誌。學術期刊的文章,有很多特殊的要求與格式,至使普羅大眾不易明白。閱讀這些期刊,並為大眾傳遞這些資料的,叫科學記者 (Scientific Jounralist)。他們說到底,是記者,不是科學家,未必受過嚴謹的思考訓練。其中有一位寫心理學的記者,現在已比當代大部分的心理學家出名了。」
「噢,是不是寫《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 Gladwell, 2002) 和《決斷兩秒間》(Blink; Gladwell, 2005) 的葛拉威爾 (Malcolm Gladwell)?我三番四次和人說起心理學,大家便提起這兩本書,彷彿是教科書一樣;知名度可能早超越了佛洛依德的《夢的解釋》!」
「正是。無可否認,葛拉威爾很漂亮地將心理學的一些理論介紹給大眾,雖然有些已經過時,但仍不失為一本誠意之作。然而,他有一般科學記者的兩個特色:愛與商業應用扯上關係,以及愛用特別的單一事例。前者是無可厚非,對這些書的暢銷亦肯定有幫助;但後者便會誤導讀者。譬如其中最引起大家興趣的『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 Theory) 便是其一。
「『破窗理論』的意思,便是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話說如果一個城市有一扇窗破了沒有人修,那便會給人一個感覺,以為在這裏做什麼都沒有人會管,於是整體治安便會變差。在九十年代,紐約市長 (對,也就是因九一一而出名的 Rudolph Giuliani) 與他的警察局長,根據這個理論,嚴禁人在地鐵塗鴉,並不斷將塗鴉清除;他們更進一步嚴打地鐵逃票。他們宣稱犯罪率便是因此而大跌。
「這個理論,有著很多我們剛才所說的謬誤。其中最重要的,是『關聯』(Correlation) 與『因果』(Causation) 的分別。兩件事一起發生,不一定是 A 引致 B,可能是 B 引致 B,更可能是有 C 同時引致 A 與 B。像剛才的理論,其實是因為實行的時候需要很多警察,而警力的增加一向都能減少犯罪率。忽略因果的方向,可能會得出『但凡多警察的地方便多賊,所以減少警察治安便會好』這等理論。
「在這方面演繹得最好的,當數葛拉威爾自己也推薦、經濟學家李維特 (Steven D. Levitt) 所寫的《蘋果橘子經濟學 (大陸譯作: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 Levitt & Dubner, 2005)。李維特是一個很不典型的學者,他研究的東西瑣瑣碎碎的,由地產經紀有沒有盡力到黑人的姓氏有沒有受歧視都有。而他用數據證明了『破窗理論』的是沒有效的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他提出了一個更具爭議的理論:犯罪率急降,全因二十年前墮胎合法化。原因很簡單,沒有能力或意欲生育的母親如果將小孩生下來,她很大機會不會照顧與教育這小孩,而這小孩便很大機會變成罪犯。這個在道德是有爭議,但在數據上是毫不含糊:事實又一次勝於雄辯。李維特與葛拉威爾正好是一個學者與一個記者的對照。」
「這樣說來,我們每天看的報導也就不知那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了。」
「是的,好像有專家說,與小孩子一起睡,他長大後便不懂獨立;卻又有專家說,分開睡,他長大後便缺安全感。作為資訊消費者,你只好後果自負了。」
Reference:
Gladwell, M. (2002). 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Little, Brown & Company.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barnesandnoble.com/booksearch/isbnInquiry.asp?EAN=9780316346627
Gladwell, M. (2005). 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 Little, Brown & Company.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barnesandnoble.com/booksearch/isbnInquiry.asp?EAN=9780316172325
Levitt, S. D. & Dubner, S. J. (2005). Freakonomics: 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Retrieve from http://search.barnesandnoble.com/booksearch/isbnInquiry.asp?EAN=9780060731328
Bibliography:
Mitchell, M. L., & Jolley, J. M. (2004). Research design explained (5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pson.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barnesandnoble.com/booksearch/isbnInquiry.asp?EAN=978049509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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