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lt (罪)

「罪」是如何存在的呢？有人說，人性本善，罪是魔鬼帶來的，就像世紀病毒是猴子傳出來的那樣。也有人說，是原祖父母犯下的「原罪」，隨著血一代一代地傳下來。亦有人說，罪是後天學回來的，是父母師長朋輩影響的。反正，罪就好像疾病一樣，有傳染論、遺傳論等等。

那罪是如何體現的呢？一旦人說謊了，便是騙子；殺人了，便是凶手；偷東西了，便是賊。一輩子就背負這個罪名。無論受罰了也好，沒有人知也好，這個標籤、這份內疚感，就一直跟著那個「罪人」。在《悲慘世界》(或《孤星淚》，Les Misérables) 裏的尚．萬強 (Jean Valjean) 便是因此放棄了維持整個城市的福祉，而選擇了自首。

然而，仔細一想，那人偷，是因為看見一件東西，產出了貪念；那人殺，是因為遇上一些刺激，產生了憤怒。如果沒有那漂亮的東西、那惱人的刺激，「罪」是不會出現的。同樣，「偷盜」並不能獨立存在，它必須有一個偷東西的人，有被偷的東西，還要加上貪念。若果沒有貪念，好像吃完飯忘了買單，那不是罪，是疏忽而已。因此，和很多東西一樣，「罪」不過是因緣和合而生，是「染法」(貪念)、「染者」(貪心的人)、以及那引起貪念的東西、據為己有的時機等等條件相遇，才產生的一個現象。如同種子、水、陽光、空氣碰在一起時，生成了一棵「樹」一樣。

尚．萬強年輕時，又窮又餓，偷了麵包給家裏吃。後來出獄，身無分文，偷了神父的銀器。之後成功了，當了市長，不窮也不餓，便不偷東西了，還四處幫人。他還是不是一個賊？

那男人 (染者) 北上工作，血氣方剛，遇上美女，加上生理需要，產生了慾念 (染法)，背叛了妻子，回港後浪子回頭，還是同一個男人嘛？他能原諒自己嘛？如果沒有北上，或沒有遇上美女，或他已過了血氣方剛的年紀，那他可能一生都是一個好男人、好丈夫。然後，他回到家，看見妻子在偷漢子，捉姦在床，一時間所有愧疚消失了，一怒之下 (染法) 把那姦夫殺死了，便又成了殺人犯 (染者)。若果沒有那個姦夫，或者他晚一點回家，也許他一生都是個連蟑螂都不敢捏死的善良的人。

既然「罪」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兩個原因便可以簡單解釋的，我們便不應該把尚．萬強永遠當成小偷。我們更加不應該把自己永遠當成罪人，帶著罪疚終此一生。那時候，眾緣和合，但緣起緣滅，今天的你已經不再是昨天的你。倒下的骨牌就永遠地倒下了，生命已經繼續向前走了。「罪」既不實體存在，「罪人」也就不實體存在。

如是染染者　非合不合成
諸法亦如是　非合不合成
－－《中論．觀染染者品第六》

最後，你也許不能控制「漂亮的東西」或「惱人的刺激」什麼時候出現，但你可以控制貪念和憤怒的升起。少了一個條件，其他的條件也就不能再發揮任何作用了。

Cessation (滅)

黃偉文先生的《富士山下》裏有一句這樣的歌詞：「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

如果基督教教懂了我們如何去擁有，那佛教則教懂了我們如果接受失去。擁有的時候，要知道沒有東西是理所當然的，要有感恩的心，那我們便不會吝嗇、不會擔憂、不會驕傲、不會得到後反而失去了平安喜樂。相反，失去的時候，要知道一切出現的時候便已步向消亡，我們出生之後的每一天都在步向老死。佛陀因而告訴我們，事物有「三相」，即看起來像有三個階段：「生、住、滅」，亦即「出現，維持，毀滅」。

可惜，這些「看起來」存在的階段，卻被愚昧的世人實體化了。我們真的以為有三種力量，主宰著事物的「生、住、滅」，甚至製造神祇來供奉，好像印度的梵天 (Brahmā)、毗濕奴 (Viṣṇu) 和濕婆 (Śiva) 便分別掌管「生、住、滅」這三種力量。你也可以因為耶穌負責末世的審判，而把「父、子、靈 (聖靈或聖神)」配對到「生、滅、住」三個功能。於是，印度人很怕濕婆發怒，甚至因為祂的坐騎是牛 (聖牛南迪) 而不敢食牛肉，怕祂一怒之下把世界滅掉。殊不知世界在出現的一剎那開始，便已在倒數。

如果「生」本身是一個有實體的力量，那「生」又是靠誰生出來的呢？如果又有另一個「生」，那就出現哲學上所謂的「無限後退」(梵：anavasthā; 英：Infinite Regress)。如果說「生」的力量來自另一個更根本的「本生」，而後者的定義是「自有永有」，那等於隨便作一個名詞去解決問題，這就是哲學上的「預期理由」(拉：petitio principii)。

在生活中，如果你相信贏錢是來自「觀音借富」，那當你輸錢的時候自然會對「觀音」產生怨懟。這就阻礙了你去學懂「失去怎接受」。有人覺得生命來自父母，抱怨父母為什麼把他生下來，那他亦要怨他父母的父母，如此類推，「無限後退」。

因此，佛陀強調「生、住、滅」這三個階段是「相」，是「看起來」有。譬如說，當水分因陽光而滲透入植物的細胞裏，細胞自然膨漲起來，植物便「看起來」長高了；當水分不足，細胞縮小，植物又「看起來」枯萎了。「植物」由始至終並不真正存在，它只是一堆充水細胞集合在一起時的假象。再者，如何區分「生、住、滅」這三個階段？嬰兒出世的那一刻叫「生」？還是在母胎受孕時叫已叫「生」？什麼時候由「住」變成「滅」？「滅」是斷氣的一剎那？還是老病死的過程？如果是後者，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老」？過了壯年？七十歲？八十歲？還是一「生」便已在「滅」？那「住」在哪？

像「植物」一樣，財富、名譽、地位、愛情等等，都不過是一堆條件 (即「緣」) 湊巧碰在一起時出現的假象，內裏並沒有實體 (所謂「空性」)，且一出現便已在消逝。即是說，沒有實質「擁有」，又如何「失去」？明白這個道理，平安便悠然而起，喜樂自然伴隨。「平安喜樂」在佛經裏有另一個中譯，叫「寂滅」(śāntam)：

若法眾緣生　即是寂滅性
是故生生時　是二俱寂滅
－－《中論．觀三相品第七》

Detail (細節)

經常想，任何東西之所以能成為藝術品，重點在細節。最近看了兩齣電影，都為它們對細節的著重，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首先是《黃金時代》，一齣關於女作家蕭紅四處流離，最終客死異鄉的故事。作為一位女作家的傳記，電影首先對對白甚為講究。明顯地，片中有不少對白是來自蕭紅的作品和書信。友人祁佳士的影評提到許鞍華導演用上「出戲插敍」的手法，也應是為了把其他作家朋友的文字原封不動地加進電影裏。這裏面的資料搜集，工程甚為龐大。加上對蕭紅及其他左派作家的研究，遠比其他較多人認識的作家如張愛玲等少得多，所以這份對細節的努力是很明顯的。

其次就是場景。由蕭紅在黑龍江出生，到逃婚，差點淪落到妓院，再逃離偽滿州國、到青島、上海、日本、武漢等地、又隨紅軍跑到西安、後因中日開戰逃到重慶、最終在日佔的香港病逝。觀賞電影的時候，這些畫面迅速掠過，但處處都花上了大量的心思。例如蕭紅與男友蕭軍去宵夜，導演便大費周章地搭建了《商市街》裏所描繪的場景，把低下階層的生活重塑出來。為了交代另一段小小的插曲，導演又重現了被日軍空炸後的頹垣敗瓦，讓女主角大著肚子步過瓦礫，用餘下的錢，請大家喝啤酒，表示她視死如歸的心情。由於物資匱乏，他們當時拿著的酒杯，是一隻隻的玻璃茶杯。連一隻杯子便用上心，這齣便不是一齣普通的電影，而是藝術品。

當然了，這樣的要求，花費一定不菲。原來總共投資了七千萬製作費！至今好像還未回本。一齣又講文學又搞藝術的電影，還不是「文藝片」？自然叫得好時不叫座了。

另外一 (兩？) 齣，就是很特別的《她消失以後》(The Disappearance of Eleanor Rigby: Him) 與《離開他以後》(The Disappearance of Eleanor Rigby: Her)。兩齣電影分別從男人和女人的角度去看同一段經歷。坦白說，我也是被這個噱頭吸引進戲院的。我會建議先看《她》(Him)，才看《他》(Her)。由於不多影院在放映，要連續兩晚差不多時間看這兩齣電影也不容易呢。(以下有劇透。)

故事講述一對夫婦的兒子在兩個月大的時候死去，妻子悲傷不已，六個月抑鬱在床，無法生活。做丈夫的，迅速把悲傷忘掉，繼續工作，並照顧抑鬱的妻子。妻子卻因而覺得丈夫與自己的距離越來越遠，決定離開丈夫，回到娘家，重新生活，最後還完成了當初因為家庭而放棄了的夢想。丈夫卻因為在失去兒子之後，又失去了妻子，曾被抑制與否定的悲傷慢慢湧現。然而，男人表達悲傷不像女人，中間會帶有更多的憤怒與偏執。之所以建議大家先看《她》(Him) 才看《他》(Her)，是因為前者對故事的交代較清晰，後者的結局卻較完滿而已。

這齣電影精彩的地方也是在於細節。首先，《她》(Him) 裏的男主角，被悲傷趕上，意志逐漸消沉，因此畫面的色調亦隨著灰暗；相反，《他》(Her) 片裏的女主角逐漸步出陰霾，畫面經常出現陽光與歡笑。其次便是對白。由於故事是來自男女主角各自的記憶，因此對白有不少出入。譬如女主角有次回去探望男主角，男主角記得自己承認了分開期間有偷腥，女主角卻記得是她先估到的。另一次，就在男主角要搬出舊居的晚上，女主角再次回去探望。在她記憶中，他仰臥著睡得很香，她還幫他蓋被子；但在他的記憶中，他是累透俯臥的，而她什麼都沒做，只是瞪著他。在她記憶裏，他說死去的兒子完全像她；但他記得自己說有大半像她，雙眼卻像自己，像在說：失去的這個兒子，我都有份，我也傷心的。最後，他記得是她先說「我愛你」，然後他回答「我知道」；她記得卻正好相反。其實，女主角在片中也有畫龍點晴地提到：記憶是微妙的，也是模糊的。

我們大家都是靠扭曲自己的記憶，才能維護自尊、減低內疚、走出悲傷。縱然客觀世界裏發生了同樣的事情，電影卻透過眾多細節，道出了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或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版本。人生嘛，也就不過是一連串的記憶罷。

Mini-Society (小社會)

從前，有條農村，靠種菜為生。他們最年長的，自願做了村長，但實際上沒甚麼要幹的。由於風調雨順，大家安居樂業，對村長亦很尊敬。不久，村長死了，他兒子接任，卻遇上連續幾個月的大雨，把很多菜都淹死了，全村淪為澤國，只有幾家剛巧種水稻的，有所收成。

那些「有米的」(Haves) 於是聘用一部分「沒有的」(Have-Nots) 來幫忙收割。被聘用的再也沒有時間耕自己的田，從此住在柴房，靠最低工資度日。那些年老體弱的，沒有被聘用，則連飯也沒得吃。收成完畢，只有夠半條村吃的米。結果米價大漲，地主大賺，有工開的勉強餬口，無工開旳淪為乞丐。

為了大家都有飯吃 (目的)，大牛提出從地主的米裏抽出一半，平均地分了它 (手段)；村長則提出從鄰村購入米糧 (手段)。大家決定支持村長的方法。不過外地米還沒到，米價便立即大跌。地主沒錢賺，便不再出糧給工人，結果工人和乞丐都沒飯吃。

村長發現這個行不通，立即取消所有訂單 (手段)，並開了個村民大會，想辦法。但每想到一個辦法，大牛就出來質問細節，總之就不讓大家討論 (手段)。原來他仍是堅持要分了地主的米。結果大家繼續捱餓。

鄰村由於沒有遇上大雨，很富裕，於是反過來買米。地主見人家出的價錢高，於是他們想，如果把米都賣給鄰村 (手段)，這個村子不是會更富裕嗎？那大家便不用捱餓了。結果幫他們耕田的工人薪水都真的升了，卻仍買不到米，因為米更缺了。

在長期吃不飽的情況下，工人和乞丐便一起怪村長。認知心理學有所謂「歸因偏差」(Attribution Bias)：就是當自己成功的時候，歸因於自己的努力；別人成功的時候，歸因於時勢；相反，當別人犯錯的時候，歸因別人的意圖；當自己犯錯的時候，卻歸因於意外。

由於歸因偏差，地主覺得他們所得的，都是自己努力得回來的，而工人和乞丐一樣，因為懶才沒得吃。工人卻覺得，自己辛勤工作，連吃也吃不飽，實在不能接受。問題一定是出自村長。而村長之所以讓他們捱餓，是因為他是世襲的，沒必要理會他們的死活。所以只有當村民有權更換村長時 (手段)，村長才會真的為村民服務。

在大牛的帶領下，大家於是圍堵村長的家 (手段)，不讓他買米吃飯，要求他下台，要求再選村長。

村長見場面失控，於是招募一班年輕人作糾察隊來維持秩序。他們不少都來自工人和乞丐的家庭，並不真心想和自己的同胞打起來。村長於是利用「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dford Prison Experiment) 的方法，讓他們穿上制服，拿上武器，再給他們一個光榮的入隊儀式，讓他們牢記村莊的和平與安定 (目的) 是大家都渴望與珍惜的，值得用武力 (手段) 來維護。

過兩天，糾察隊便開始毆打圍堵村長家的示威者。如「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 證明的，他們不會覺得有死傷是自己的責任，而是當權者 (村長) 的責任，於是他們使用的武力亦不斷升級。

跟「羅伯斯山洞實驗」(Robbers Cave Experiment) 一樣，整個村慢慢分裂成支持秩序 (目的) 與糾察隊的「藍派」與支持人人有飯開 (目的) 與示威者的「黃派」。沒有人懷疑「秩序」與「開飯」這兩個大目標，但藍派大罵黃派擾亂治安 (手段)，黃派則大罵藍派濫用暴力 (手段)。藍派亦批評大牛搗亂議事廳 (手段)，黃派則批評藍派讓鄰村來買米 (手段)。直到後來，無論對方提出的有無道理，都一定是錯的：因為一方批評的，是對方的手段；另一方辯護的，是背後的目的。

不管大家爭拗的是什麼，由於糾察隊每天都在打示威者，糾察隊隊員為使他們的行為與他們的想法一致而不至出現「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他們全都支持藍派的說法。有個別懷疑的，竟受不住壓力自殺了。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為了崇高的目的，是否可以不擇手段 (Does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你若認同，便是功利主義者 (Utilitarianism)。你若不認同，堅持飯可以不吃，但人性中的「真、善、美」不可以失去，那你便是個德性倫理論者 (Virtue Ethics)。極端點，如果殺一個健康的人，把他的器官捐出去，能救活另外五個人，我們殺不殺？

藍派和黃派在目的上其實並沒有區別。大家要的都是村民安居樂業。分別在於手段。有些手段，是出於對經濟學的無知；有些手段，則是出於「習得性失助」(Learned Helplessness)。後者的意思是：當一個人試過很多方法都不成功時，便會引發一些沒建設性的行為，例如搗亂議事廳，又或者什麼都不幹，成為「廢青」。

走了這麼遠的一條路，回頭再看，全因為一場大雨，讓田地不再適合種旱稻，只能種水稻。不過大部分村民沒有技術，也沒有種子。村長若想到幫這些村民改種水稻，情況便不會每況愈下，村民也不會關心村長是如何選出來的。

據說有條村也遇上水災，村長二話不說，逼迫所有村民種水稻，把反對的村民都鎖起來。結果避過了一場災難，大家都豐衣足食。那村長看見這條村變成這樣，忍不住說了一句：「笨蛋，問題在經濟 (It's the Economy, Stu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