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stantism (新教溯源)

在漢語區，「基督徒」一般是指「新教徒」(Protestant)，並不包括天主教與東正教徒，可見新教的影響力。

不過，我發現不少新教徒 (甚至包括傳道人) 對自己的教會其實並不特別認識。因此我斗膽在這裏介紹一下。若有錯漏，歡迎指正。

新教來自宗教改革 (Reformation)，不少人都知道是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發起的。一直以來，由伯多祿／彼得 (Peter) 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天主教會，都擁有赦罪的權力，那是因為耶穌的一句說話：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將是已經被捆綁了的；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將是被釋放了的。」(Mt 16:19；既然談新教，就用和合本的翻譯)

不過，到了中世紀，有主教開始濫用這個權力，售賣贖罪券 (Indulgence) 斂財，用來資助十字軍東征、聖彼得大教堂的興建等等項目。馬丁．路德對這種做法以及整個教會很不滿，在 1517 年痛陳了 95 條論綱，反對贖罪券的有效性，結果被當時由「神聖羅馬帝國」(即今天的德國) 各公國諸侯組成的國會逐出教會，史稱「沃木斯會議」(Diet of Worms, 1521)。不過，並不是所有諸侯都同意，其中六位諸侯以及十四個自由城市便為馬丁．路德提供庇護，並在第二次「斯拜爾會議」(Diet of Speyer, 1529) 上一起簽署抗議書。自始，新教便被稱為「抗議者」(Protestant)。

得到不少支持的馬丁．路德，在德國建立了路德會，並提出了著名的「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即：人並不能靠自己的努力 (補贖) 來得到罪的赦免與救恩，而只能透過對神的信心 (Sola Fide) 以及神的恩典 (Sola Gratia)，才能稱義得救。所以路德會的思想又叫「信義宗」。這個是在各大宗教裏都特受歡迎的「他力」概念，建基在保祿／保羅 (Paul) 的神學之上：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Eph 2:8-9)

在這個前提下，教會是多餘的，教徒應該透過基督 (Sola Christus) 直接與神建立關係，並不需要教會做中介人；應該直接從聖經裏得到神的意旨 (Sola Scriptura)，而不需要透過教會的教導。既然得救只與神有關，所有榮耀都應該歸於神 (Soli Deo Gloria)，不應該歸於任何人或人的組織，包括聖母及聖人、教宗、教會等等。上文旳「唯獨信心」與「唯獨恩典」有救恩，加上這裏的「唯獨基督」、「唯獨聖經」與「唯獨神配有榮耀」並稱為「五個唯獨」(Five Solae)，是識別新教的標記。

在簽署抗議書的同一年，有位馬丁．路德的支持者叫慈運理 (Ulrich Zwingli)，專誠由瑞士來到德國瑪爾堡 (Marburg) 和馬丁．路德搞宗教改革的聯盟，但卻因為慈運理不同意耶穌真實臨在於聖餐之中，而與馬丁．路德分道揚鑣。慈運理是激進派，主張政教合一與武裝革命。他對奧地利的天主教城邦實施食物禁運，引發第二次卡珀爾戰爭 (Second War of Kappel)。他親自領導蘇黎世的新教軍隊迎戰奧地利的天主教軍隊，結果在 1531 年的戰爭中死去，留下了瑞士的新教會。

在 1526 年時，慈運理的瑞士蘇黎世教會中，有位信徒叫格列伯 (Conrad Grebel)，他應另一位信徒布老若克 (George Blaurock) 的要求重新為他浸洗。這是因為當時教徒都是在嬰兒時期受洗的，入教並不算是自己自主的選擇，所以布老若克認為有必要重新宣示自己的信仰。據說這就是重浸派 (Anabaptist) 運動的起源 (這是其中一個版本，也是比較流行的說法)。重浸派不單止要信徒重新進行入教儀式，也要求信徒如早期基督徒一樣過共產的生活，並變得越來越激進，延續了慈運理的武裝革命。他們逐漸從慈運理的教會中脫離，並影響了之後不少新教教派。

就在慈運理去世後的 1533 年，在法國的法蘭西公學院裏出現了要求天主教會改革的演說，演說者為支持改革派的考第爾 (Nicolas Cop) 校長，他有位學生，叫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那天之後，他們兩人先後逃到了瑞士的新教會。約翰．加爾文接著發表了《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除了支持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更進一步提出著名的「救贖預定論」(Predestination)，即：全知全能的神早如創世時就揀選了誰會得救、誰會滅亡 (Rev 13:8)；帶罪的凡人無論做什麼都改變不了這個結果：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Rev 20:15, 21:27)

「因信稱義」與「救贖預定論」雖然聽起來有點奇怪，好像把人的自由意志都抹殺了。但這卻是協調「全能又聖善的創造神」與「軟弱又邪惡的被造人」的邏輯結果，也就是所有神學家都要解決的「神義論」(Theodicy) 問題。聖奧斯定 (Saint Augustine of Hippo) 早於公元 400 年時便已提出了「救贖預定論」的概念，並經常引此經文為證：

「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裡拿一塊做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做成卑賤的器皿麼？倘若神要顯明他的忿怒，彰顯他的權能，就多多忍耐寬容那可怒預備遭毀滅的器皿，又要將他豐盛的榮耀彰顯在那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上。」(Rom 9:21-23)

聖奧斯定提出恩典是「不可抗拒的」，以致他被稱為「恩寵博士」。聖奧斯定當時亦被東方教會批評為異端。承繼了聖奧斯定的精神，約翰．加爾文的「神恩獨作論」(Monergism) 當時吸引了大批信徒到瑞士，形成了歸正宗 (Continental Reformed Church)。雖然約翰．加爾文也吸收了不少馬丁．路德的神學理論，但卻因為聖餐的問題，而不被馬丁．路德認可。

就在約翰．加爾文「著草」(逃難) 的那年 (1533 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 (King Henry VIII) 因為要休妻再娶，與教廷反目，於是自己成立了聖公會 (Church of England 或稱 Anglican Church，後者涵蓋其他在英國有關連的教會)，以自己為首領，把反對的人都殺掉，估計連同政敵，他共殺了七萬二千多人。由於這個純粹是家庭問題，不是神學問題，所以聖公會雖然吸收了一些路德與加爾文的理論，但是與天主教會的分別是很少的。

至此，新教早期的三大神學家以及四大門派，即路德、慈運理與加爾文，以及路德會、歸正宗、重浸派與聖公會都出場了。剩下來的日子就是他們之間的分裂與合併。今天的新教教派，或多或少可以把源頭溯回這三家四派之間。而四大派的發展則分別對應在德國、瑞士、荷蘭以及英國。

先說瑞士歸正宗，約翰．加爾文有位從法國來追隨他的學生，叫泰奧多爾．貝扎 (Theodore Beza)，在加爾文之後繼續領導瑞士的教會。貝扎又有一位來自荷蘭的學生，叫雅各布斯．阿民念 (Jacobus Arminius)。當阿民念回到荷蘭後，成了當地教會的牧師，並於 1603 年成為萊頓大學的教授。就在那時，他公開反對加爾文的「救贖預定論」。他認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在「有限範圍中不受限」，可以拒絕恩典，這就是阿民念主義 (Arminianism)，也可以叫合力論 (Synergism)：

「你們這硬著頸項…的人哪，時常抗拒聖靈！」(Acts 7:51)

約翰．加爾文的另一位學生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 則去了蘇格蘭推動宗教改革，於 1560 年建立了長老會 (Presbyterian)。

至於英國 (當時指英格蘭、愛爾蘭和威爾斯)，在亨利八世死後，他女兒伊麗莎白一世女皇成為了國教聖公會的最高領袖。當時除聖公會外有兩種新教徒，一種認為聖公會的宗教改革未夠徹底，仍然太像天主教，因此要繼續改革，他們叫清教徒 (Puritans)；另一種認為聖公會無論如何改革，它仍然是一個政教合一的組織，因此主張完全脫離，他們叫英國分離主義者 (English Dissenters)。伊麗莎白一世雖然比父親寬容，但仍迫害所有反對國教的新教派，當然也不會放過清教徒成立的公理會 (Congregational Church) 與分離主義者成立的浸信會 (Baptist Church)。

公理會是羅伯特．勃朗 (Robert Browne) 於 1592 年創立的，旨在讓教徒自治，民主地選舉執事、聘任牧師等等。這種說法當然會被「事頭婆」(英女皇) 迫害。結果勃朗被處死，不少公理會教徒逃到荷蘭，更有些乘搭著名的五月花號移民到美國，撒下了美國清教徒的種子。浸信會則是分離主義者約翰．史密斯 (John Smyth) 於 1609 年成立的。他離開英國到荷蘭學習了重浸派的思想，在那裏成立了浸信會，再把這教會帶回英國。

順帶一提，聖公會、路德會等教會，由於和天主教較接近，因此採用了主教制 (Episcopal Polity)。所以在英國，聖公會亦叫主教會 (Episcopal Church)。約翰．加爾文則是讓信徒選出牧師長老到一層一層的議會裏治理教會，即所謂長老制 (Presbyterian Polity)，所以在蘇格蘭的歸正宗才叫長老會。勃朗成立的，則是完全民主的公理制 (Congregational Polity)，所以叫公理會。浸信會則三種制度的分會都有，但主要是公理制。

於 1650 年時，正值英國內戰，出現了一位對英國國教不滿的年輕人喬治．福克斯 (George Fox)。據說他因為直接聽到神的說話而渾身顫抖，他主張平等自由，堅決反戰，支持廢奴，反對祭師階級，認為耶穌會透過神啟親自來指引信徒。他的教會先被國教迫害，逃到美國後又被清教徒迫害，最終聚居在費城。他們有個名字，叫「貴格會」(Quakers)，意即顫抖者。一個世紀以後，信徒亨利．西默爾 (Henry Seymour) 創辦了三高者必食的「桂格麥片」(Quaker Oatmeal)。

到了 1738 年，聖公會裏的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 有感聖公會主要服務上流社會，對低下階層的民生問題不夠關心，亦缺乏針對他們進行的傳教工作，決心以基督的精神服務這些民眾，因此創立了循道宗衛理會 (Methodist Wesleyans)。循道會並不同意加爾文的「救贖預定論」，認為服務與善功是有價值的，也就等於支持阿民念主義。到了 1878 年，循道會的信徒卜維廉 (William Booth) 決心向罪惡、貧窮與疾病宣戰，成立了人所共知的救世軍 (Salvation Army)。約翰．衛斯理亦提出了聖潔運動 (Holiness Movement)，追求屬靈經驗，結果有人開始在聚會中說「方言」(Gift of Tongues)，演變成後來的五旬節運動 (Pentecostal Movement) 與靈恩派 (Charismatic Movement)：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燄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Acts 2:1-4)

到了 1795 年，威爾斯人愛德華．威廉斯 (Edward Williams) 受了循道宗的影響，矢志向海外傳教，於是與同鄉的浸信會牧師約翰．萊蘭茲 (John Ryland) 合作，吸收了加爾文主義，以公理會的運作模式，成立了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簡稱倫敦會)，開始到南非與亞洲等地佈道。香港的英華書院就是倫敦會傳教士成立的。

在歐洲大陸那邊，重浸派衍生了門諾派 (Mennonite)，創辦人為德國天主教神父門諾．西蒙斯 (Menno Simons)。他於 1536 年脫離天主教會，加入瑞士的重浸派，但他反對重浸派激進的抗爭方式，提倡溫和地改革。

同樣提倡溫和改革的重浸支派還有奧地利的雅各布．胡特爾 (Jacob Hutter) 所創立的胡特爾派 (Hutterites)。胡特爾在 1536 年被判火刑，他的信徒輾轉逃到加拿大，在那裏繼續發展。

在 1693 年的時候，門諾派的其中一位領袖雅各．阿曼 (Jacob Amman)，反對教會對叛教的信徒採取寬容的態度，因此成立了保守的門諾派，即後來的阿米什人 (Amish)，今天主要活躍在美國東岸的賓夕法尼亞州。由於他們拒絕現代化，不用汽車與電力等設備，現在仍是騎馬車出入，因此很容易辨認。

馬丁．路德的路德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信義會。

信義會在 1670 年時，出現了新教裏的神秘主義流派，叫虔敬主義 (Pietism)，創辦人為施本爾 (Philipp Jacob Spener)。施本爾把歸正宗理論引入信義會，重視個人修行、團契聚會與查經。虔敬主義影響了後來和拿破崙打仗的普魯士王腓特烈．威廉三世 (Friedrich Wilhelm III)。腓特烈．威廉三世是歸正宗教徒，卻娶了位信義宗的皇后，結果無法一起參與聖餐。他於是下旨把兩個教派合一，成為普魯士聯合會 (Prussian Union of Churches)，其基礎就是虔敬主義。英國約翰．衛斯理的聖潔運動，也是受了虔敬主義影響。可以說，世界宗教的共通語言，就是「不立文字、與神契合」的神秘主義。

到了 1799 年，信義會開始派傳教士到海外傳教，這個組織用德國萊茵河為名，中文萊茵的諧音就是禮賢會 (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此外，在瑞典的信義會於 1884 年在美國成立了播道會 (Evangelical Free Church)，並把來自丹麥、挪威等北歐國家的美國信義會整合起來。香港的播道醫院就是播道會開辦的。

由於香港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從英國而來的聖公會、浸信會、循道衛理等教會都比較為人所熟悉。

宣道會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則是由一位加拿大的長老會牧師宣信博士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於 1887 年成立的，目的是向全球宣教。還記得長老會是加爾文主義的蘇格蘭支派？所以宣道會其實是加爾文主義在加拿大的延續，當中也受到了英國清教徒的影響。宣信博士後來成立了今天紐約的乃役大學 (Nyack College)。此外，宣道會在上海培訓了一位叫趙世光的牧師，他於 1943 年時在上海創立了靈糧堂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在香港成立了幾十間學校的中華基督教會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則其實是長老會、倫敦會和公理會於 1918 年合併而成的，因此他們的會堂也叫「合一堂」。追溯源頭，也算是約翰．加爾文的流派。

再加上於 1833 年預言末日的美國人威廉．米勒 (William Miller) 所創立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於 1829 年從神秘金片上的「改良埃及文」翻譯出《摩爾門經》(The Book of Mormon) 的美國人約瑟．斯密二世 (Joseph Smith Jr.) 所創立的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即大家所謂的「摩門教」) 等等，就組成了香港今天的新教面貌。

根據 2013 年大公報的統計， 香港不同教派的教徒人數依次為：

宗派	信徒	會堂
浸信會	45,000	83
信義宗	43,000	130
中華基督教會	25,500	32
聖公會	22,000	35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14,000	25
循道衛理	11,400	17
宣道會	11,000	-
五旬節聖潔會	4,000	17
基督復臨安息會	3,500	-
救世軍	1,700	19

Death Anxiety (死亡焦慮與永生信仰的研究)

「死亡」讓不少人產生焦慮，以致大家連日常說話都會有所避諱，會說「走咗」、「釘蓋」、「賣鹹鴨蛋」等等。想到自己的死亡時，壓力就會更加大了。因此，有說宗教的源頭就是對死亡的焦慮與恐懼。如此說來，宗教必需能就著死亡提供一個讓人安心的說法，才能吸引大批徒眾、流傳千年。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支派，都對死亡有獨特的看法。基督教強調的，正是耶穌的死而復活，是眾宗教裏唯一由教主親證有永生的宗教，自然能歷久不衰。佛陀當初離開皇宮去修道，也是因為遇上了人的衰老、疾病、死亡，才立志要解脫。當他得道後初轉法輪，一開始講的四聖諦，亦是由生老病死所帶來的痛苦開始。然而，佛教對死亡的回應，並不是一句「有永生」那麼簡單。以下是小弟的研究摘要。

文獻回顧

事實上，如果沒有宗教，普遍人會把對死亡的焦慮抑壓在潛意識之下，而這個焦慮卻會在盲目的追求物質與財富上顯現出來。簡單點說，越怕死的越想發達。因為財富某程度上提供了一種安全感。不過，心理學家已證明了死亡焦慮所導致的物質主義，反而會降低生活質量，令人更不快樂。相反，越有信仰的人越淡泊名利，生活卻更快樂與滿足。

然而，佛陀並無保證有天堂或永生。當有人問他人死後還存不存在時，佛陀以「偉大的沉默」來回應 (SN 44.10)。若你再追問，佛陀就會反問你：生命的本質是什麼？如果要問死後有沒有天堂，你首先要問升上天堂的那個「你」是什麼？既然不會是已在腐朽的肉體，那是否靈魂？靈魂又是什麼？經過一輪思考，你會得出靈魂也許是「一連串的意識」，而「意識」又是由我們透過五官在外界蒐集的經驗累積出來的東西。最後佛陀會總結，生命本質是「五蘊」，即一堆組件湊在一起的結果。若它們分開成獨立的組件，便不會有生命。這個答案，跟「人死如燈滅」的說法其實沒兩樣。除了極少數有慧根的人，一般人並不會覺得能減輕對死亡的焦慮。

於是，佛教便迅速出現各式各樣的部派與論師，企圖把「永生」的概念加進佛教。先有「說一切有部」認為生命的組件是過去現在未來都同時存在的，不則你今世種下的業下世誰來清還？「經量部」批評了這種永恆論，卻又發明了「種子」的概念，能把今世的業生生世世地帶下去。最後還是出了「補特伽羅部」，把佛陀反對的永恆靈魂改頭換面，重新引進到佛教。一直到了龍樹提出《中論》，才又把這種對永生的執著打掉，開始了以智慧為基礎的大乘佛教。怎料，眨眼間龍樹的「中觀派」又演化成「唯識派」，提出了不生不滅的「阿賴耶識」，後又推出了「如來藏」，務求信徒放心，人死並不會如燈滅。再後來，禪師們這邊廂叫大家別執著生命，那邊廂淨土的阿彌陀佛卻連「天堂」都建了出來，即所謂西方極樂世界。

對死亡的焦慮，就好像陰魂一樣，老是把佛教推向永生主義。儘管先哲們如何努力，這是徇眾要求，無可避免的結果。

那是否相信永生便能減低對死亡的焦慮呢？為此，我做了一個量性研究。

研究方法

我邀請了幾十人，為我填寫了兩份問卷。一是「死亡焦慮量表」¹；二是有關輪迴與復活的「信仰虔誠度問卷」²。由於一般人都不太肯定自己相信的是什麼，所以「信仰虔誠度問卷」分兩次採集數據，第一次能選多項，第二次只能選一項。文獻發現這樣的結果會較可靠。此外，我亦蒐集了一些樣本特徵，作分析之用。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按此試填，隨著收回的問卷增加，我會定時看看數據的變化，再更新這裏。

數據分析

針對樣本特徵與死亡焦慮，結果和文獻差不多，都是四十至五十歲的中年人焦慮度最高，年青與年老的人則較低。如果純粹做迴歸分析，由於是線性，所以影響不顯著 (p = .134)。女性也只是輕微地比男性高。樣本裏大部份人沒有信仰。四分一基督徒，十分一佛教徒。然而，教派與對永生的信仰可謂毫不相關。例如，在所有傾向中觀派思想的朋友裏，四分之三是無信仰的，四分之一是基督徒，填寫佛教徒而又有中觀思想的人，竟然完全沒有。大部份佛教徒是淨土以及其他大乘教派，諸如禪宗與密宗。這當然與小弟認識的人不夠廣泛有關，也受我們這個大中華區的文化影響。若同樣的研究在印度或斯里蘭卡進行，結果肯定會不一樣。數據顯示基督徒對死亡的焦慮比佛教徒低。明顯地，相信靈魂能升天堂得永生的人，比起相信「五蘊皆空」的人，是較不會懼怕死亡的。

如果比較教派與信仰之間對永生觀念的影響，則明顯是後者較重要。無論什麼教派，都有人相信靈魂不滅，但相信淨土思想的，大部份相信有「靈魂」能永生；相信中觀的，一半人信輪迴一半人傾向相信「人死如燈滅」的虛無主義。淨土信徒相比其他大乘教派有著較低的死亡焦慮。這也不難理解。不過，由於我得到的淨土樣本太小，所以結果不顯著。「信仰虔誠度問卷」兩次採集的數據結果如下：

整個研究裏最重要的分析就是信仰裏永生觀念與死亡焦慮的關係。數據證明，相信虛無主義的，比相信輪迴的更焦慮；相信輪迴的，又比相信復活的更焦慮。因此，相信基督教的，較佛教的焦慮感低，就像相信淨土的會較其他大乘教派有較低的死亡焦慮感一樣。這裏面有兩個推論。第一，相信永生的人，較不焦慮；但如果永生是以輪迴的形式進行，而下一世又有機會掉進地獄、餓鬼、修羅等惡道，那死前還是會比較焦慮的。第二，相信要靠自己努力才得享永福的人 (即「自力」)，會較相信透過恩寵 (即「他力」) 便能得救的人更焦慮。這亦是理所當然的：

結論

首先，這研究證明了用永生觀念比用教派更能推斷對死亡的焦慮程度。事實上，「佛教」或「基督教」等宗教本身就有無數的支派與思想，不能簡單地當成一個宗教來研究。其次，永生都有很多種形式，也分如何才能有更理想的永生。這些最終都會影響信徒對死亡的焦慮感，最終影響他們生活的質量與快樂。

後記

這是我應承了會與參與研究的朋友們分享的研究結果，在此我再多謝各位的協助。論文原文二萬五千多字，參考了過百份期刊，我就不詳述了，撿了重點在這裏說一下，免得再浪費大家太多時間。歡迎各方賢達指正與交流，亦請大家若要引用時註明出處在這裏，謝謝。

參考

¹ Pascal Siegers, "Reincarnation Revisited: Question Forma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elief in Reincarnation in Survey Research," Survey Methods: Insights from the Field (2013).

² J. Tomás-Sábado, J. Gómez-Benito & J. T. Limonero, "The Death Anxiety Inventory: A Revis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97 (2005): 793-796.

Shack (小屋)

我經常提到兩個概念：第一，任何宗教都有三個組成部份；第二，很多古老宗教都有三位一體。三個組成部份分別是：創世的傳說 (創造論，Cosmology)、痛苦的根源 (神義論，Theodicy)、解脫的方法。三位一體則分別是：創世、運轉、末日。前者可以是「聖言、原罪、救恩」，也可以是「梵、苦集、滅道」。後者可以是「父、靈、子」，也可以是「梵天、毗濕奴、濕婆」。但這一切，都可以用一句說話總結：宗教是為了解除人生的痛苦而出現的。

如果你相信佛陀的因緣法，痛苦來自「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即「想要的東西得不到、得到的東西又復失去、想避開的又老是出現」，那解脫的方法就很簡單，只要你訓練你的思想，不想要任何東西，不憎恨任何東西，明白所有東西都是短暫的或所謂「無常」的，那就不會有痛苦了。正如老子所說：「執者失之……無執故無失」。

就算你只相信業報，那你的痛苦也不過是前生種下的惡業，與人無尤，那你也能夠心甘情願地受罰。馬克思曾明白指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讓人接受痛苦，以致宗教經常被當權者利用來麻醉被壓迫者。

然而，如果你相信神，那就麻煩了。特別是，如果你相信的神是「緩於發怒，富於慈愛」(Ex 34:6) 的話，那在生命中的不幸面前，便很難不遷怒這個神不仁。如果中間牽涉到有壞人做成這些不幸，則很難不怪責這個神不公，讓這些壞人逍遙法外。如果你相信神是全知的，包括知道所有將要發生的災禍，且又是全能的，能阻止所有災禍的發生，但祂卻偏偏什麼都沒有做，讓好人白白受苦，則很難不抱怨這個神不義。若你的神不仁不公不義，那又如何能信靠祂，把一生付托給祂呢？

因此，在遇上種種的悲痛時，佛教徒更加相信佛法，基督徒則更加遠離神。這就是《小屋》(The Shack) 的主角的經歷，亦很大機會是作者威廉．保羅．楊 (William Paul Young) 的親身體會。主角因為變態殺人犯而失去愛女，作者則四歲開始被傳教士父母所服務的族群性侵，一直到自己進入了神學院為止。有這樣的經歷，卻還能繼續相信神的本質是善與愛，本身就需要一個奇蹟。《小屋》是作者試圖把神的想法解釋給自己兒女聽的故事，也是一個嚐試把三位一體的奧義形象化的故事。

如果你是頑固保守派或基要主義者，你可以批評這書是異端。但你不能抹殺作者的想像力。例如他會問：如果你有五位兒女，要你判其中最不聽話的兩個下地獄受永苦，你會判那兩個？如果你做不到，那你怎能怪神不處罰壞人？好人壞人都是祂的兒女嘛。兒女不聽話，傷害的是父母的面子，但不損害父母對他們的愛。也可以說，已為人父母的，會更明白神的愛。

他又會問：你把一件事情判斷成好壞的標準在那裏？有那一次不是主觀的？你又憑什麼認為已經發生的事不是好的呢？如果你總把自己當成法官，連神都拿來審判，說祂不仁不義，你又是否太驕傲了點呢？

這些都是好問題。書中沒有一處引用聖經或神學理論，但處處是精彩的神學闡述。神學或哲學，本來就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重要的是思考過程。《小屋》是一個情景設定，讓基督徒好好思考一些本以為理所當然的問題，裝備好自己去面對人生的無常，並提供一個對三位一體的想像，讓你更具體地領會神如何是愛與寬恕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