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 (大願)

一直以來，讀書就為了升班，工作就為了升職，修道嘛，也就為了升仙。

在紀錄片《無涯：杜琪峰的電影世界》裏，杜 Sir 初初的目標也是在想四年後升副導演、兩年後升導演等等。然而，他在電影裏漸漸有一種追求：追求創新、追求意義、追求愉悅。拍電影，已經不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享受，一個任務，是生命的意義。

反觀我從事的行業，再進取的程式員，一直升級，也不過升到 CIO；再上進些的，也就做到 IT 公司的總裁，不過是賺多個錢餬口與養家而已。現在開公司的，第一個問題，不是要做出一些什麼對人類有貢獻的東西，而是問市場的需求在哪？怎樣能把自己的產品包裝成「雲」、「大數據」、「互聯網金融」等？哪裏能找到二千萬收入來上市？上市後如何可以把殼賣掉換兩個億退休？

為什麼總想著退休？因為工作與生活對立，那天要上班，那天便要犧牲生活。工作，從未能整合成生命的一部分。萬一不幸在未退休之前死了，那就一生都沒有真正活過。

不少父母孜孜不倦地培育兒女，說是把孩子擠進最好的學校 (讓自己在朋輩間驕傲)、成為一個「有用的人」(而不是自己的負累)。至於將來能否反哺雙親，則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想而已。又有多少父母生養的時候，希望孩子將來能改變世界，造福人類？

再看修道的，大都無非希望脫離生死，求過永生與平安。直至我讀了佛陀的五百大願，才驚覺不少想開悟成佛的人 (包括我自己)，是多麼的膚淺。修道成佛的，如種子一樣，早埋在泥土裏死去 (若 12:24)，他們滿腦子想的，不是自己，而是眾生的福祉。世界各地有不少隱修士，耗掉一生的時間默默祈禱，為的，也不過是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而已。

「無我」並不是一個神學家哲學家掛在口邊的字眼。它代表把小我殺掉，孕育大我。我們又下得了手嗎？捨不得，結果我們只是流於唸唸經打打坐而已。

說來說去，就是三個字：無大志。我們對每一個被賦予的角色，都只是「盡做」。它們都沒有被整合，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我們也就沒有更崇高的理想。

也許我們要像行菩薩道一樣，在開始每一個工作或擔起每一個角色之前，先發幾個宏願，然後窮盡生生世世的努力去追求，才能活得更有意思，才能真正享受生命這份禮物。

Childhood (童年)

朋友兒子十多歲，有天竟忽然說自己的童年一點都不快樂，朋友自問十分疼愛兒子，因此當時可謂晴天霹靂。

究竟我們是如何評價自己的童年快不快樂的呢？

若有人問我，我會覺得自己童年雖然物質沒有這一代富庶，卻仍是蠻快樂的。但若要分析為什麼快樂，則可能要追溯到很多很多的小事情，諸如和爸爸捉象棋、吃媽媽買的韮菜包、和弟弟在床上撐著小傘與被褥露營、和婆婆飲茶食芝麻卷、一家人去買紅豆雪條吃等等等等。之所以記得，是因為它們都是一些會重複又重複地發生的事件。這些片段不時會浮現，就像一篇背得爛熟的唐詩或一首聽上百次的歌詞，偶爾會忽然浮現一樣。

相反，一些很特別的事件，例如一家人去了一次旅行或吃了一頓特別豐富的自助餐，我是一點都記不起來。很多時是在看見照片後，很努力地回想，才有一點點印象。那些只發生一次半次的事件，如果還是歷歷在目，一般都不是好事情。例如失去了一件心愛的玩具、被狠狠地教訓了一頓、發生了嚴重的意外等等。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孩子將來覺得童年幸福，也許不是要大費周章地買些什麼禮物或舉家到什麼地方旅行，而是每天一點一滴地為他們製造一些快樂的小回憶，並有恆心地重複地做，好讓這些回憶變得像唐詩或流行歌詞一樣牢固，將來他要是有一刻懷疑父母對他的愛，也便不難把記憶再提取出來。

這其實也是認知心理學家的立場，即透過重複來鞏固記憶。精神分析師會認為童年的影響是在潛意識層次，而不在我們的認知裏。也有很多研究發現童年的記憶是很容易被扭曲的，例如受暗示影響 (Porter et al., 1999; Otgaar et al., 2013)、受朋輩影響 (Herndon et al., 2014)、甚至受長大後的經驗影響 (Weems et al., 2014)。這些研究都不否定重複對記憶的作用。

無論如何，你如何回憶你的童年，以及對童年快不快樂的詮釋，絕對會影響你一生的幸福，特別是影響你去愛的能力 (Haggerty et al., 2010)。因此，我很同意電影《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 裏說的：作為父母，就是為了給孩子製造記憶而活的。

Reference:
Haggerty, G. D., Siefert, C. J., & Weinberger, J. (2010).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ent attachment status and freely recall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of childhood.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27(1), 27-41.

Herndon, P., Myers, M., Mitchell, K., Kehn, A., & Henry, S. (2014). False memories for highly aversive early childhood events: Effects of guided imagery and group influence. 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1), 20-31.

Otgaar, H., Scoboria, A., & Smeets, T. (2013). Experimentally evoking nonbelieved memories for childhood ev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9(3), 717-730.

Porter, S., Yuille, J. C., & Lehman, D. R. (1999). The nature of real, implanted, and fabricated memories for emotional childhood events: Implications for the recovered memory debate.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5), 517-537.

Weems, C. F., Russell, J. D., Banks, D. M., Graham, R. A. Neill, E. L., & Scott, B. G. (2014). Memories of traumatic events in childhood fade after experiencing similar less stressful events: Results from two natural experim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5), 2046-2055.